Shang & Zhou Dynasties

Shang (c.1600 - 1066 B.C.) & Zhou (1066 - 771 B.C.) Dynasties

甲骨文，是商代（公元一四○○）的文字。這些文字因為刻在獸骨或龜甲上，故名獸骨龜甲骨文。文字是以契刀刻劃的，故又名「契文」「契刻」。文字的內，除極少數屬於紀事外，大部分是屬於當時王公問卜的記載，，人們使用毛筆和小銅刀，把文字書寫、刻畫在龜甲或獸骨上，當時所用材料大部分是烏龜的腹甲以及牛的肩胛骨，後人於是合稱為「甲骨文」，也稱為「卜辭」或「貞卜文字」。此外，因甲骨文字出土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陽縣，原是殷代古都，所以又稱為「殷墟文字」。

商代的甲骨文，大約在十五萬片以上。這些甲骨一般都是破碎的，只有極少一部份是完整的。已經整理出來的甲骨文單字，除去重複的和異體的約有四千五百個左右。其中，能夠準確認識的約有九百多字，這些大多數是比較常用的字。此外，不能確認的約三千五百字，大多數是人名、地名等專名字。

甲骨文的內容是什麼呢？甲骨文距離現在雖然已經有了三千多年，但是它已經是一種相對地定型。並且書寫得熟練，很成熟的文字了。它的文辭的內容除了關於占卜某時某日的吉凶、祭祀（常卜要殺多少人、多少牛、羊、犬等牲畜）、征伐、狩獵和年成的豐欠以外，還有占卜天氣風雨、出行、生育、孩子、疾病等等。

甲骨文最先是在河南安陽附近的小屯村裡被發現的，當時，無意中讓它們重見天日的農夫們，把這些為數不少的骨頭當作藥材，賣給藥鋪。清末時，一些骨片傳到劉鶚手中，劉鶚立刻發現到這些骨片上的文字比周朝青銅器上的鐘鼎文年代更早。後來，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等學者也開始著手研究這些文字，並進一步確定這些文字的年代是商朝。

甲骨文的內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紀錄。商朝的人皆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問，有些占卜的內容是天氣晴雨，有些是農作收成，也有問病痛、求子的，而打獵、作戰、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問了！所以甲骨文的內容可以隱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歷史發展的狀況。

甲骨文的發現最早時間，是在清末光緒二十五年以前。發現地點，在河南省安陽縣小屯村的洹河南岸田莊。村人於耕種時，在土層中掘出一些龜甲獸骨碎片，其中大部刻有奧難辨的文句。當時，村人當作龍骨轉售藥店為藥村。直至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經考古學家王懿榮發現，確定了它在研究歷史資料上具有珍貴的價值後，就開始被介紹到了學術界。復經劉鶚、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葉玉森諸家的先後搜集考究，其中羅振玉更瘁全力以為提倡，始奠定了「甲骨學」的地位。　　甲骨學的著述，最早問世的是劉鶚的「鐵雲藏龜」，時在清光緒二十九年（一九 ○二）出版，續有孫詒讓的「契文舉例」、羅振玉的「商卜文字考」、「殷墟書契考釋」、「待問編」。商承祚的「殷墟文字類纂」、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王襄的「簠室殷契類纂」、葉玉森的「殷契鉤沉」、「說契」、「研契譚枝」、朱芳圃的「甲骨文字編」、孫海波的「甲骨文編」、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甲骨文字集釋」、金恆祥的「續甲骨文編」、嚴一萍的「殷商編」、「甲骨文斷代研究新例」、繞宗頤的「甲骨文續編」、「殷墟文字甲乙編」。更有歐美傳教人士及日本學者等，亦先後於民國十七年中央研究院繼續發掘時，在我國搜購甲骨甚豐，並多有專著發表。　　

近三十年來，對甲骨學最有貢獻的，應推董作賓先生。董氏曾親自參與發掘甲骨出土工作，他據殷代卜辭，將過去甲骨學的研究階段，分成前後兩期，前期從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到民國十六年丁卯（一八九九到一九二七），共為二十八，後期自民國十七年戊辰，到民國三十八年己丑（一九二八到一九四九），共二十二。　　甲骨文字風格衍變：甲骨文字有契刻體與筆寫體兩種書體互用發展所造成，大體上說，是由契刻體向筆寫體方面發展的。董作賓氏據殷代卜辭，把貞卜人群，分為五個時。以甲骨文字變化，書體變遷，追錝時代，以十干十二友常用字為例，闡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變化過程中，發現了各期甲骨文書寫風格不同，各有其特徵。　　

第一期（武丁時）的書法風格，至為宏放雄偉，以甲骨大版大字為代艱作。此類大字常是強力的，彫的筆劃很粗壯，並填有朱墨（朱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麗的小字，都極為精彩。這些都是承受中興英主武丁風格，其氣魄之宏放，技術的熟練，頗為驚人。其書家有韋、永、賓。　　

第二期（祖甲、祖庚時代）書風較為謹飭。祖甲、祖庚是繼承第一期武丁的守成賢君，所以當時的卜師，嚴守規則而少變化。其書家有旅、大、行、即。　　

第三期（廩辛、庚丁時）書風轉變，陷於頹靡，前期老書家已經作古，豪放書風掃地，當期的書家，筆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筆誤頗多。此期書者，皆未署。　　

第四期（武乙、文丁時）的貞人，卜辭上不署書契者的名字，此一期，武乙、文丁時代新興書家，盡去前期筆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動、勁峭、時逞放逸不羈之趣。此期署名之書家，僅狄一人，其餘尚未發現。　　

第五期（帝乙、帝辛時代）的書風、除少數獸頭大字刻辭外，其餘的都異常嚴肅工整。理由是：貞卜事項，王必躬親，卜辭的段、行，字都很均整，如蠅頭小楷，文風丕變，制作一新。其書家有泳、黃。

甲骨文占卜的方法是將處理後的龜甲或獸骨，在背面加以鑽洞到即將穿透又尚未穿透的程度，再用火烘灼，龜甲的正面就會在鑽洞的四周圍出現裂紋，這些紋路稱為「兆」。負責觀察紋路的人，也就是負責占卜的人，叫做「卜官」，在判斷吉凶之後，才將卜問的內容書寫、刻畫在甲骨上。除了卜吉凶之外，有部分甲骨文是用來記事的。記事的甲骨文字多用刀子契刻，有的先用筆寫，然後刻畫出來，也有的是直接刻畫出來的。甲骨文多數由上而下直行書刻，這種方式仍是今日中文常用的格式。事實上，甲骨文並不是中國最早的文字，中國文字的產生其實遠在甲骨文之前，例如一些刻畫在陶器上的文字~陶文，在六千多年前已經產生。如果文字代表文明的開始，可知甲骨文之前中國文明的腳步早就啟動了。

肩胛骨文

河南安南小屯出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商朝在西元前十八世紀，是當時東亞唯一使用文字的國家，殷商迷信鬼神，遇事都要貞卜，而貞卜一般都用龜腹甲或牛肩胛骨，合稱甲骨。依董作賓先生的甲骨文斷代，我們知道甲骨文的字體結構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形式，本件屬於第一期甲骨文。

龜甲文

河南安陽小屯出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此圖是龜腹甲，其上的字體粗豪雄偉，它保存了殷商時代第一手的史料。

一、殷代文獻與圖書之關係

　　我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從夏朝開始，但就文字的使用來說，尚未發現夏或夏以前的圖書實物出土，目前可見最早的文字是殷代的甲骨文。所以甲骨文是目前我國最早的著述紀錄。但殷代甲骨卜辭是否就算是「圖書」呢？

　　「圖書」二字最早溯源是出自《周易．上系辭》中記載著：「河出圖，洛出書」。而「圖書」一詞的最早使用則出現於《史記．蕭相國世家》：

劉邦攻入咸陽時何獨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由於蕭何先得到秦朝藏地形圖及戶口資料而掌握各要塞位置，戶口多少，是漢王致勝因素之一。在這之前並無「圖書」一詞的使用；但此處所稱「圖書」指的卻是官府檔案，並非現今所謂的圖書性質。事實上，圖書最早即是起源於檔案，在有文字使用時即為了幫助記憶，而將一些資料紀錄下來成為檔案，作為日後的參考。

　　很明顯的，對於「圖書」一詞的概念，在過去與現在有著顯著的差距，在《尚書．序疏》中有：「百氏六家，總曰書也」這種說法，是以內容來定「圖書」範圍；《說文解字序》中說：「著於竹帛謂之書」，這是以材質來認定只要書於竹帛，不論內容皆可稱為書。而今對於「圖書」的定義則是強調圖書的作用，在劉國鈞《中國古代書史簡編》中有很明白的說法：

　　書籍是人們自覺地為了傳播知識的目的，而以文字寫在具有一定形式的材料上的著作物，書籍起源記錄或檔案，而記錄與檔案並非就是書籍。

　　從以上對「圖書」概念的描述，我們可發現，對「圖書」一詞，因時代需求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在過去是強調外在形制上的區分，所以說「著於竹帛謂之書」；現在則是強調圖書內在功能的發揮，故「傳播知識」成為圖書必備條件。

　　那早期不以傳授知識、傳播經驗而留下的紀錄，如甲骨文、銘文，是否就不算是「圖書」了？《隋書．經籍志》中：

　　是以大道方行，俯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跡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

　　《隋志》中牛弘說經籍是始於史官之手。即經籍起源於史官所著檔案，因此早期「圖書」、「檔案」兩者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在謝灼華的《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中說：

　　早期檔案、圖書是不可能分離的，甲骨文是商代檔案，但也是當時的典籍，因為它能起到記載知識、傳播信息、提供查考的作用，提供查考就是閱讀。甲骨文既稱為檔案的起源，也應是典籍的起源。　　因此在探討殷代典籍文獻時，我們視其為早期圖書的起源，這是以當時對「圖書」的概念來看殷代典籍發展。就圖書館來說，一般都是將殷代甲骨文視為中國最古老的圖書起源；殷代藏甲骨文的地窖視為我國圖書館的發端。

二、殷商文化與文獻發展

　　甲骨文發現於一八九九年末河南安陽小屯村，這些出土龜甲、獸骨上刻劃有文字，因大部分出土於殷都的廢墟中，所以確定這是殷代所使用的文字載體，它是目前我國發現最早的系統文字和古代檔案。

　　前面已經說過文字往往作為記憶的憑藉，「殷人尚鬼」殷商因宗教信仰是生活中的重要一項，所以，殷代甲骨文不僅做為記憶的憑藉，也當成人與鬼神之間的交通。殷代文化充滿著濃厚的宗教色彩，統治者重鬼神與祭祀，以占卜決定行動，占卜是透過他們的祖先與上帝溝通，而上帝在當時被認為是一個至高無上的主宰。這是宗教與政治相混的時代，甲骨文獻即是這種宗教活動下產生的特有文化。

　　紀錄甲骨文的材料是龜甲、獸骨。龜甲的來源來自外地，由出土的龜甲經過研究，並不是一個種屬，有南方產的，也有全國各地產的。尤以南方福建、廣東、廣西、海南和台灣一帶最普遍，有的還與馬來半島今天所產的龜甲是同種。甲骨文中就有南方進龜或不進龜的紀錄。《逸周書．王會解》記有伊尹為湯制定四方貢獻之物的令，其中正南各國規定「有珠璣、玳瑁、象齒」等，玳瑁，就是一種龜。《逸周書》又記正西方各國規定進獻的有「龍角、神龜」，可能也是龜的另一來源。至於另種材料是獸骨，獸骨以牛肩胛骨最多，牛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動物，因此它的來源比龜甲來得容易。但獸骨就其形狀來說，並不是很好的紀錄載體。既然龜甲出自南方或西方，而且是貢品，應是既珍貴又不易取得之物，而牛骨也非平坦易書寫之物，會作為紀錄載體，是因為他們賦予甲骨神格化的結果。

　　因此甲骨文的內容也多是與占卜有關的卜辭，甲骨文大致可分為二類：貞卜文和記事文。非貞卜的記事文較少，有些記事乃是貞卜文的一部份。甲骨文中最普遍的是祭祀、戰爭、田獵、旅行、疾病、風雨、吉凶，和其他關於神靈、自然現象，以及與人事有關的紀錄。卜辭內容提供了我們對殷代歷史可貴的資料,像王國維的〈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論〉就是根據卜辭內容對當時社會政治所作的研究，即使卜辭的紀錄當初非為傳播知識或總結經驗而作，但它的歷史價值卻對中國圖書有著起源的地位。

　　而殷商除了甲骨文獻外，是否有其他的典籍文獻？由其他文獻中記載，讓我們相信殷商文獻不僅只於甲骨文，像──

　　《尚書．多士篇》中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夏革命」這告訴殷遺民的話，你們殷人祖先有典籍記載著殷夏革命的事。

　　《國語．晉語四》：「有夏商之嗣典」

　　《呂氏春秋．先識》：「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于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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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n different shapes of bones. These are the early evidence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lthough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Gia Gu Wen, 甲骨文 ) already existed 3600 years ago, they were not discovered until 1899, during Emperor Kuang-Hsu’s ( 光緒 ) reign in the Ching Dynasty ( 清朝 ). The Institution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the Academia Sinica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excavations and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at Hsiao-Tun Villiage ( 小屯村 ) , An-Yang County ( 安陽縣 ) of the Honan Province ( 河南省 ), from 1928 to 1937. Many tortoise shells and animal bones were uncovered, drawing a large number of scholars and experts to study and interpret the inscriptions. As a result, the study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has emerged to be a new topic of Chinese calligraphy.

說起甲骨文，是在清朝末年偶然間被人發現的。起初誰也不知道它的來歷，幸好得力於幾位研究金文的學者，立刻分辨出它和商代銅器上的銘文相似，進一步確定它的年代是商代晚期（也就是殷商時代）。在那個古老的時代，人們使用毛筆和小銅刀，把文字書寫、刻畫在龜甲或獸骨上，當時所用材料大部份是烏龜的腹甲以及牛的肩胛骨，後人於是合稱為「甲骨文」。（圖 1 、圖 2 ）三千年的時光真是久遠，許多事物埋藏在古老的地層裡早已不知所在，經過後人考古發掘之後，當時所用的龜甲和獸骨纔得以出土，又呈現在我們眼前。許多甲骨，是民國二十年前後中央研究院的考古隊挖掘出來的，（圖 3 ）出土地點在河南安陽小屯村一帶，也就是從前殷商的首都。（圖 4 ）它們雖然已經斷裂破損，甲骨學者還是小心謹慎加以拼合復原，有的學者還將甲骨斷片輸入電腦來幫助拼合，古老的甲骨文於是和新新科技電腦碰頭了。

Zhou Dynasty

Later Gia Gu Wen was still used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1046-771 BC) although Great Seal Style (Da Zuan, 大篆 ) was also used at that time. Great Seal Style was a transitional type of writing between Gia Gu Wen and Small Seal Style (Shiao Zuan, 小篆 ). Gia Gu Wen already was written very artistically. Yet the total number of decipherable characters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s about 2000.

Following Gia Gu Wen were inscriptions cast or carved on ancient bronze objects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y are called “Jin Wen 金文” (literally, script on metal) and, as ancient bronzes are generally referred to as “zhong ding, 鐘鼎” (bells and tripods), it is also called Bronze Inscriptions (Zhong Ding Wen 鐘鼎文 ).

The bells and tripods became a ritual object and a sign of power, and the owning of such tripods was a status symbol of the Shang slave-owning aristocrats. At the beginning only the names of the owners were cast or engraved on the tripods. Later the tripods and other bronzes began to carry longer inscriptions stating the uses they were put to and the dates they were cast. The contents might include wars, treaties, agriculture, and history. Thus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objects grew longer, from a few characters to a few hundred, from simple phrases or pictures to detailed statements and treaties and the varieties of calligraphy styles increased.

the famous San Pan (or San Shu Pan)

A very famous bronze called Mao Gong Ding ( 毛公鼎 ), now kept in Taiwan, belongs to the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It bears an inscription of 497 characters, the longest ever discovered on any bronze unearthed. It is an account of how the king of the Zhou Dynasty, Xuan ( 宣王 ), admonished, commended and awarded Mao Gong Yin; it also reveals the instability of the Western Zhou regime at the time.